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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字中国

编者:朱锦文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【转载】民国时,谁出兵收复了外蒙古?  

2016-01-25 09:37:36|  分类: 历史真相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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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短暂恢复对外蒙古的管辖后,外蒙古复被苏俄占领,成立“蒙古人民革命政府”

纳兰容若 - 网易博客

1925年6月,徐树铮(中)与考察团随员摄于意大利

    近年来,“北洋政府武力收复外蒙古”一事,在网络上获得了极高的评价。执行此事的北洋将领徐树铮,也与孙中山并列,被称为“当时中国唯一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,收复包括外蒙古在内的一切失土的两个爱国者”,盛赞其“以一人之力收复外蒙古”乃不世之功。揆之史料,徐树铮折冲樽俎,固然功不可没,但必须指出的是,此种功勋的建立,一则依仗特殊的时代背景,使其能借势而为;二则徐树铮当时手段过于激烈,也产生了不良后果,埋下了外蒙古得而复失的隐患。


机会很好:俄国十月革命后,外蒙上层处境艰难,主动向北京靠拢

    辛亥革命之际,沙俄趁中国内乱,扶植了以外蒙古活佛哲布丹尊巴为“皇帝”的“大蒙古国”。

    后经交涉,中俄于1915年签署协约,中国获得外蒙名义上的宗主权,册封外蒙活佛;但沙俄获得在外蒙居住、贸易、司法等诸项特权,实际控制了外蒙古。随后外蒙古撤销“独立”,改称“自治”,中国政府获许在库伦(乌兰巴托)派驻无实权的“都护使”、“库伦办事大员”。①至1917年“十月革命”爆发,外蒙古问题方发生转机:


    首先,外蒙王公、活佛财源断绝,急需中国政府援助

    “十月革命”爆发后,沙俄政府无暇顾及外蒙,新成立的苏俄政府也不再拨款,兼之卢布大幅贬值,一度使外蒙行政运转、上层人士生活无以为继。外蒙王公感叹:“自治是件非常好的事,可是,如果没有年金俸禄的话,生活又能像什么样子呢?”②希望中国政府能像前清那样,继续给他们发俸禄。


    其次,外蒙古高层内部存在很深的矛盾

    1915年“自治”后,活佛及喇嘛掌握大权,王公权力被严重削弱。按照前清旧制,外蒙王公(黄派)管政治,喇嘛(黑派)管宗教,但“自治官府”以活佛为领袖,很多喇嘛因而成为官吏,掌握了行政权力。他们偏袒自己统辖的徒众,向王公所辖地区大肆摊派税收。同时,王公的世袭权也控制在喇嘛手中,让王公们常有朝不保夕的危机感。

    蒙古王公抚今追昔,“感觉归附中央,较多利益”。③


    第三,也是最重要的一点,外蒙当时存在严重的外患

    在日本的支持下,沙俄旧军官谢米诺夫、布里亚特等人,意图在外蒙建立一个“大蒙古国”。外蒙惧怕日本,但又无力对抗谢米诺夫的侵略。外蒙王公认为,“非依赖中央,请求进兵不可”。④这为中国突破限制,出兵外蒙提供了可能。


    基于以上几点原因,外蒙王公于1919年8月向都护使陈毅表示愿意“撤治”——取消“自治官府”,恢复前清旧制。陈毅遂同王公们商定了63条善后条例,报呈北京。但由于善后内容有利于王公,引起以活佛为首的喇嘛不满,上书大总统徐世昌,要求“保存自治”。“撤销自治”一事因此停滞。


纳兰容若 - 网易博客

北洋皖系将领徐树铮

处理失当:徐树铮纯以武力逼迫,在外蒙大失人心,埋下复叛隐患

    趁陈毅招抚外蒙失利,西北筹边使、西北边防总司令徐树铮,从其手中夺过了谈判大权。鉴于外蒙王公不掌握实际力量,徐树铮改变了陈毅倚重王公、忽视喇嘛的做法。决定“擒贼先擒王,王公可暂从冷淡,一意向喇嘛市好”⑤。

    时任外蒙“总理兼内务长”的上层喇嘛巴特玛,成为徐树铮“攻坚”的重点。


    徐树铮手握皖系段祺瑞的唯一嫡系部队“边防军”,很自然地选择了以武力威慑为主要手段(有学者认为,当时外蒙的实际可用兵力,不过数百人)。1919年11月13日,徐树铮带领手下军官,到巴特玛家中,下达最后通牒:“外蒙为国家领土,我为外蒙长官,有弹压地方之责,不能坐视。请往告活佛,明日速应则已,不应当即拿解入京,听政府发落。”⑥

    巴特玛惊惧之下,连夜求见活佛,“痛陈厉害,继之以泣,佛感悟,遂允撤治”。

    但是活佛不能同意陈毅偏袒王公的63条善后条例,要求另商条件。


    11月14日,徐树铮向巴特玛出示了改定后的8条善后条例,要其签字。

    他要求外蒙先行撤治,随后再议具体条件。这一次,徐树铮的通牒更为严厉:“祸蒙之罪,不在佛而在喇嘛。宽限一日,夜晚定须解决,否则拿解者不止一佛,执事虽老,亦当随行。”⑦巴特玛十分害怕,于15日召集王公喇嘛大会。

    因畏惧徐树铮所率的一旅边防军,会议同意撤治。11月22日,徐世昌发布大总统令,正式公布外蒙撤治。


    徐树铮雷厉风行,在20余天内实现了外蒙撤治,在当时获得了国人的热烈称赞。

    连作为政敌的孙中山,也致电徐,说他是“当代班超”。不过,徐的武力威慑,也埋下了隐患。

    如论者谓,“自徐树铮被任为西北筹边使后,对待蒙人,一主严厉,大失外蒙人心,其敦劝外蒙之取消自治也,且以强迫之手段出之,外蒙虽一时慑于徐之兵威,不得不俯首相从,但外蒙活佛王公喇嘛等则多有欲待机而动者”。⑧


    直皖战争后,徐树铮下野。蒙古王公、喇嘛再次要求恢复自治,并不惜向日本借款600万元,勾结谢米诺夫部属恩格。1921年,恩格攻陷库伦,建立“外蒙古独立政府”,依旧以活佛为首领。中国政府虽任命了张作霖为蒙疆经略使,负责平定外蒙;但张志在关内,根本无意出兵。稍后,苏俄政府提议和中国一同出兵,消灭盘踞外蒙的沙俄余党。要求被拒绝后,苏俄径自以帮助中国平乱为借口,出兵外蒙,驱逐了退守恰克图的中国军队,又击败恩格所部,占领库伦。

    1921年7月,苏俄扶植的“蒙古人民革命政府”宣告成立。⑨


    综而言之,徐树铮收复外蒙之功,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,并不意味着北洋时代中国国防力量有何可观之处。至于其过,则是纯以武力逼迫,埋下了外蒙复叛的隐患。一旦苏俄恢复实力,外蒙遂又被其控制。


纳兰容若 - 网易博客

 徐树铮墓,位于安徽宿州

注释:

    ①曹心宝:《徐树铮与皖系兴亡研究》,陕西师范大学,2014年;

    ②《要自治还是要银票》(1919年11月1日),郑曦原编《共和十年:<纽约时报>民初观察记(1911-1921)》,第91页;③高博彦:《蒙古与中国》,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77年,第150页;④李毓澍《外蒙古撤治问题》,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年,第176页;⑤⑥《华民国史事纪要(初稿)中华民国八年(1919)十一至十二月》,1981年,第460页;

    ⑦《中华民国史事纪要(初稿)中华民国九年(1920)正月至十二月》,第26页;

    ⑧⑨张忠绂:《中华民国外交史 1911年-1921年》,华文出版社2012年,第307—309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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